“米袋子”不如“錢袋子”
“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困境讓地方政府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
我國糧食生產越來越向糧食主產區(qū)集中，糧食主產區(qū)對國家糧食總量的貢獻率越來越高。近十年來，全國糧食增量91%來自13個糧食主產省，這13個糧食主產省能調出糧食的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江西和安徽6個省。除了遼寧、江蘇等3個沿海省外，其余10個主產省人均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88%，人均財政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77%，農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個糧食主產省人均財政支出6136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80%。
“隨著糧食產量的增加，主產區(qū)的負擔越來越重，在為國家糧食安全作貢獻的同時本地區(qū)的現實利益受損。”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王守臣曾為主管農業(yè)的副省長，他認為在糧食價格較低和稅收貢獻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對地方政府而言，大量資金投入卻難以帶動GDP增加和稅收增加，抓糧的積極性受到制約，政府考核需要改變。
江蘇省副省長徐鳴說：“在糧食主產省份之中，江蘇應該算是一個特例，但是江蘇省的產糧大縣與經濟發(fā)達的縣市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從13個糧食主產省的部分數據看，我國地區(qū)人均財政收入、人均GDP、地方城鎮(zhèn)化水平、地方人均純收入等指標都與人均糧食生產量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也即越是產糧大省，財政收入越少、經濟越落后、城鎮(zhèn)化水平越低下、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
整個糧食工作的基礎和重點在地方基層。國家糧食局法規(guī)司副司長陳玉中認為，1995年就實行“省長負責制”，一直不斷強調“省長負責制”對保障糧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但沒有硬性指標，沒有考核機制，沒有落實責任。抓糧效益不高，甚至是一個賠本的買賣，所以地方積極性不高。應該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的職責與事權，發(fā)揮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
我國糧食主產區(qū)政府不僅在糧食生產上每年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而且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財力支持糧食生產;生產糧食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財政收入，而且糧食生產越多，政府補貼越多，財政困難越多。“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狀況沒有改變，有的地方政府由于涉農配套資金或債臺高筑，或造成“半拉子”工程。
國家提出“米袋子”省長負責制，但糧食生產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工作讓很多地方很無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資”，用在“錢袋子”上的精力超過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變成了“總理一人負責”。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認為，有必要在現有基礎上，建立一種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標準的糧食生產區(qū)域利益補償機制。
“要飯財政”難為繼
在部分地區(qū)，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農業(yè)大縣、工業(yè)小縣、財政窮縣的局面亟待改變。
剛剛上任的吉林省農委主任李國強曾經是我國產糧狀元市榆樹市的市委書記，他認為糧食大縣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生產糧食，犧牲了大量的發(fā)展機會成本，維護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只能獲得微薄的利益補償，根本不能改變糧食主產區(qū)經濟落后、財政狀況困難、公共服務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狀況，這對產糧大縣是非常不公平的。
“榆樹市的黑土地抓一把冒油，插一根筷子發(fā)芽，把我們這里的土拉到別的地方就是肥料，這么好的黑土地浪費、蠶食都是造孽，但是沒有辦法，盡管是大糧倉還要自己找吃的、找花的，國家應該加大扶持力度，使我們產糧大市的人均財政支出達到全國或本省的平均數。”李國強說。榆樹市是全國第一產糧大市，而人均財力只有3000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農業(yè)大縣、工業(yè)小縣、財政窮縣的面貌仍然沒有改變，地方政府抓糧積極性不高。
河南省人均財政支出只有4516元，89個產糧大縣人均財政支出2183元，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河南前15個產糧大縣財政支出1581元，比89個縣還低，這說明產糧多貢獻大，財政越糟糕。河南信陽市委書記郭瑞民說：“糧食調出區(qū)實際上調出了土地資源、淡水資源、勞動力資源，并承擔了發(fā)展工業(yè)經濟的機會成本，國家應該按照全國縣級財政人均財力水平確定產糧大縣獎勵標準，逐步使產糧大縣人均財力達到全國縣級平均水平。”
某省一地方糧食局負責人表示，農民致富變成了“非農化”，高效農業(yè)變成了“非糧化”，在水產養(yǎng)殖面積、新建公路里程、招商引資新建廠房、新建樓盤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人瞎編一些三農數據。歸根結底還是產糧大縣“要飯財政”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