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wěn)定器與蓄水池，正是農村廉價勞動力和農村社會的穩(wěn)定，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保持著"發(fā)展中的穩(wěn)定"。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有效緩解和消化了城市內的二元結構，小農經濟構成了中國農村穩(wěn)定的基礎。未來20~30年，中國農業(yè)GDP占比將繼續(xù)下降，但農村人口將仍保持一個相當龐大的數量。
農村是否可以保持穩(wěn)定，從而為中國發(fā)展提供戰(zhàn)略選擇，將事關中國現代化的成敗。以小農經濟、中國制造、產業(yè)升級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來看當前三農政策，就可以對當前主流的三農政策話語作進一步的討論。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
讓進城農民工保留農村宅基地和住房，不僅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風險，而且極大地降低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不穩(wěn)定的風險，保留進城農民宅基地因此成為一種風險分擔機制，這是農民與國家的合謀，是風險成本而非浪費。
記者：現在有一種認識，當前農民進城了，農村宅基地卻沒有退出，出現了農村人口減少和農村宅基地面積擴大的倒掛。您是否認為農民進城卻仍然占有宅基地是一種嚴重浪費？
賀雪峰：宅基地和住房的最大特點是不可移動，因為不可移動，在不同區(qū)位的住房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過去上海流行的"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棟房"，即是如此。農民在農村的住房與已經形成經濟聚集具有規(guī)模效益的城市住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進城農民工之所以仍然要保留農村住房，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進城農民工對自己能否在城市體面安居有清醒而且理性的判斷，就是僅僅依靠打工收入，他們即使在城里買得起房子，也很難全家在城市體面生存。年輕時進城務工，年齡大了，在城市難以立足，還是要返回農村，且回到農村居住比較舒服。他們留下農村住房，是為了防止進城失敗而留的退路，這是一種風險防范機制，是退路也是基本保障。
保留進城農民工的宅基地，給了進城失敗農民以退路，從而也就給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應對危機的能力。在一般發(fā)展中國家，因為進城失敗農民不再能退回農村，他們落入到城市貧民窟中，就成為"發(fā)展中不穩(wěn)定"的重要助推器。中國之所以可以保持"發(fā)展中的穩(wěn)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進城失敗農民有退路。
因此，讓進城農民工保留農村宅基地和住房，不僅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風險，而且極大地降低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不穩(wěn)定的風險，保留進城農民宅基地因此成為一種風險分擔機制，這是農民與國家的合謀，是風險成本而非浪費。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改革作了重要部署，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領域，也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涉及的重要內容。以往的征地制度引起了很多非議，您如何看待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及其所引發(fā)的非議？
賀雪峰：對現行土地制度雖然存在諸多非議，但我認為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是一個極其重要且精良的制度，是助推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是中國最大的制度紅利。從我們在全國的調查來看，幾乎所有地區(qū)的農民都盼土地被征收。道理很簡單，征地補償遠高于農業(yè)收入，且征地往往還要拆遷，而拆遷所獲補償更是遠高于征地補償。
農民盼征地、盼拆遷這是一個被刻意忽視的常識。農民要求更高土地補償，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并非提高了征地補償，農民就會減少分享更大利益的要求，征地沖突就會下降。實際上，最近10年，全國各地征地拆遷補償都大幅度提高了，因為征地補償而發(fā)生的沖突卻更普遍且更激烈了。這就說明，并非僅僅提高征地拆遷補償就可以解決征地拆遷沖突。
征地拆遷的農民并非全國農民，而只是城市近郊的農民，這部分農民只占全國農民總數的大約5%。實際上，這部分征地拆遷中沖突巨大，整個社會都認為他們利益受損嚴重的農民，卻是中國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即使在現行征地制度下面，這部分農民所得利益及其經濟狀況也遠好于全國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