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邊的物件，都成了與疾病斗爭的見證
到了1963年11月，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肝疼得也越來越厲害。他越來越瘦，臉色又青又黃，顴骨高高聳起，變得憔悴不堪。他身邊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與疾病斗爭的見證。
剛開始，父親肝疼時，就用茶杯蓋上的疙瘩使勁頂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寫字，父親就會用鋼筆伸進去摁著；如果兩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頭頂著肝一頭頂著藤椅工作，時間長了，藤椅上就被頂出個窟窿。
有好幾次，父親工作結束了，還沒站起來，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個子，半天起不來，那是肝太疼了。母親哭著勸他去看病，他說：“別著急，我把該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會去看的。”后來發(fā)展到肝疼得睡不著覺，他就把那些平時用的鋼筆、杯蓋搬到床上。母親說那段時間父親睡覺都是趴著睡，如果不趴著，那些東西就頂不住肝。
父親的病越來越重，可他依然堅持工作。有次，父親到農(nóng)村聽大隊領導匯報工作，因為肝疼，冷汗一個勁地出，用來做記錄的鋼筆，兩次從他手里掉了下來。在場的同志看到這種情況，非常緊張，立即把他送去開封地區(qū)人民醫(yī)院。
到了地區(qū)人民醫(yī)院，父親被診斷為肝癌。當時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和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去診斷。父親最終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皮下擴散。據(jù)醫(yī)生說，父親肚子里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雞蛋那么大，小的像黃豆那么大，父親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們帶著父親回到了河南省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那20多天里，父親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開始他還打止疼針，滿懷希望自己能好起來，再回到蘭考領著大家除“三害”。當他覺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時，開始拒絕打止疼針：“止疼針只能止疼，不能治病，這個藥這么短缺，我能省一針就省一針，把藥留給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針怎么辦，父親有時趴在床上，有時跪在床上，甚至還會把香煙點燃來燒自己的胳膊，他說這是他發(fā)明的肝疼轉移療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會稍微好一點。”胳膊上的皮膚沒用了，他又開始燒肚子上的皮膚，大家見了都扭頭落淚。
當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來看他，他拉著兩位領導的手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達到蘭考人民對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難過。”這兩位領導說：“組織上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你對后事有什么安排、對組織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們說吧。”父親沉默了一會說：“我對組織上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蘭考的沙丘上，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見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親臨終時，把母親叫到身邊，說：“沒有想到，我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會很難，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難，都要把孩子撫養(yǎng)成人，把他們培養(yǎng)成對社會有用的人。你還要記住，再苦再難，也不能向組織伸手要錢要東西要救濟。”這是他對母親最后的交代。母親當時才33歲，需要照顧兩家的老人，還得撫養(yǎng)6個孩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還是給她約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時45分，父親永遠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親42歲。父親走了，我們家的天也塌了，母親領著我們6個孩子，謹遵父親臨終前的囑咐，艱難地生活。我們的日子是在母親的淚水中度過的，父親走了她沒有了精神支柱，母親流了許多淚，老了后還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淚。
父親不是苦行僧，但在蘭考他舍棄了一切愛好
父親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歡吃苦受罪，實際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許多愛好與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膚黝黑，但長得非常英俊。到蘭考前，父親一直在哈爾濱、大連、洛陽等大城市工作，接觸的都是新潮的東西。當時父親有些文藝范兒，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還是個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隊的時候，他就在文工團工作，他們工作隊排練了歌劇《血淚仇》，由父親出演男一號。
父親對生活是很熱愛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凈凈；衣服再舊，也洗得干干凈凈。父親的文章寫得非常好，還愛鉆研。他在大連起重機廠時，給他們的廠報、廣播電臺寫了很多文章。父親這輩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親用他的稿費買來的。
但在蘭考艱苦的環(huán)境下，首先面臨的是解決民眾溫飽的嚴峻問題，父親只能舍棄了他一切的愛好，一門心思帶領蘭考人民除“三害”。就像蘭考一位領導干部說的：“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是跑步度過的。”蘭考后來出了一本書，叫《焦裕祿在蘭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據(jù)父親在蘭考日日夜夜的情況編寫的，全部都是真實的寫照。
